來台一甲子
─ 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字自望河清

今年十月五日是我到台灣六十周年的紀念日，剛好一甲子，回想當時的情景，無不歷歷在目。

台灣從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戰爭以後，忍辱割讓日本，以迄民國三十四年對日抗戰勝利，前後共歷五十年。割地之初，李鴻章曾經老淚縱橫，沉痛地認為這是傷心之地。像這樣淪於異族的統治長達五十年之久的祖國山河，因戰勝而重入版圖，誠然為多難的中國歷史，平添了光榮的一頁。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舉國正在為抗戰勝利而歡騰的時候，我以中央社台灣特派員身分，從陪都重慶偕政府首批來台接收的前進指揮所人員，搭乘美機橫空飛越半個中國，經上海而抵台，採訪台灣光復的新聞，屈指至今忽忽已經六十周年了。

十月五日，應為台灣光復的實際時間，因為五日已有政府人員抵台，次日在前總督官邸（即台北賓館）舉行升旗典禮，中國國旗從此飄揚在台灣的天空，十日的國慶紀念大會又在公會堂（即中山堂）舉行，而將光復節訂於十月二十五日，實因台灣受降典禮是在二十五日舉行。

陳公洽（儀）是二十四日傍晚由陪都重慶飛抵台北松山機場，受到黨政軍和士紳林獻堂、林熊徵等的歡迎，他在機場發表談話：「我來台灣是做事的，不是來做官」。

十月五日與我分乘五架美機同時抵台者，政府方面主要有葛敬恩、范誦堯、黃朝琴、李萬居、王民寧、蘇紹文、林忠、鄭南渭及憲兵等五十餘人，新聞界除我之外有楊政和（中央日報）、謝爽秋（掃蕩報）、李純青（重慶大公報）、費彝民（上海大公報）四人，如今他們都已先後作古。六十年不算是很短，在這超過半世紀的歲月，充滿著動亂與變遷，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見的。無論對國家或是對個人，都是經歷很沉痛、很心酸的歷程。現在一切雖已遙遙而去，但那些留在記憶中的情景，如一部波濤起伏無常的歷史電影，無不歷歷在目。六十年來，世局的變化太多，台灣的變化也太多。以台北市來說，當時人口還不到三十萬，而今卻已超過三百萬，全市小汽車不到三十輛，而今滿街都是新式汽車。那個充滿日本情調，樹影婆娑的海島幽靜都市，而今風貌大異昔日，滿耳的煩囂，滿目的塵埃，行人摩肩接踵，一點也不幽靜。當時那些荒郊田野，如今也都高樓聳立，寸土是金，成為群相角逐的場所。我雖久居台北，但已四易其所，從庭院深廣的舊居，到大廈包圍的現址，也是歷經滄桑之變。唯一不變的是六十年來堅守新聞崗位，以不變應萬變。

台灣光復後首任的台北市長是當時外交部特派員黃朝琴，受命之初，台北如在廢墟，百廢待舉，日人稱為市役所的市府舊址，已為行政長官公署所徵用（即今行政院）。公署理應設在總督府的舊址，無奈毀於轟炸，僅存斷垣殘壁而已。所以，黃氏第一件大事，就是找尋辦公地址，幾經奔波，才搬進了長安小學舊址，市府在那裡辦公超過半世紀的寒暑。黃氏蒞任之日，最先登上門前陽台，升起國旗，頗有一番新氣象。當時我很榮幸的忝為第一名賀客。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台灣省參議會成立，黃氏出任首任議長，市長便由游彌堅接任。所以，他的市長，前後未及一年。

之後台北市的歷屆市長黃朝琴、游彌堅、吳三連、項昌權、吳三連（民選首屆）、高玉樹、黃啟瑞、周百鍊、黃啟瑞（復職至任期滿）、高玉樹（民選五屆）、張豐緒、林洋港、李登輝、邵恩新、楊金欉、許水德、吳伯雄、黃大洲、陳水扁、馬英九，都有不同的遭遇和挫折，但也各有不同成就。馬英九就任市長七年餘，盡心盡力，建樹非凡，台北市已成為國際有名的都會。

回顧六十年來，我們如走入歷史的隧道，細數當時人物，對台灣省最有影響力的歷任主政者，從行政長官陳儀，經歷省主席魏道明、陳誠、吳國楨、俞鴻鈞、嚴家淦、周至柔、黃杰、陳大慶、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連戰及宋楚瑜，我以廁身新聞界的關係，與他們都有交往與認識，建立了或深或淺的情誼。他們個人雖都有不同的風格、作為與政績，但對建設台灣、愛護台灣的熱忱，並無二致。

回想光復後的台灣，實為時代的寵兒。光復初湖北省主席王東原訪台時，曾與我談到省政建設，他說台灣一省的預算，可以抵得大陸五省，單以農林廳一單位的預算，便可抵福建一省的預算，大陸各省戰禍頻仍，居無安日，怎能與台灣相比，言下不勝感慨。後來大陸變色，台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幸賴政府勵精圖治，積極有為，終於建設這個以社會繁榮、民生樂利，足以傲視西太平洋的復興基地，而且自由民主的訊息，在亞洲亦如海上的燈塔，大放異彩。

以政治而言，台灣光復之初，台灣同胞都從被迫害的日本統治桎梏之下走出，如撥雲見日，獲得自由。這種自由，自然十分的可貴。政府亦因深知大眾飽嘗亡國之痛，便盡量給予自由的生活。如日據時代被日人所拘的囚犯，不論罪之輕重，一律予以釋放，包括昔稱火燒島，現稱綠島的囚犯亦在其列。於是，政治層面形成了真空而全面解禁的景觀，但欲速則不達，自由畢竟不同於放任，須先以法治的守法觀念為其必有的基礎，不能有損別人的尊嚴與權益，也不能憑一己所好，發抒不負責的言論。所以，要使台灣同胞都能瞭解自由民主的真諦，便須先經過長期的政治教育的培養與涉練，不是以速食方式便可以消化而得之的。而其負面的影響，光復初期，便因誤解自由民主，為社會製造了不少治安上的困擾。現在回看六十年以後我們的社會，從老一代到新生一代，是否都已廣受政治教育的洗禮？對自由民主的真諦，都已徹底瞭解？瞭解精神在那裏？規範又在那裏？解禁以後，自由民主迴旋，給予社會各界的印象又是什麼？這是很值得我們檢討的嚴肅問題。譬如若干年前民主殿堂的打鬥風光，為各民主國家所少見，於是被人嘲笑列為世界十大新閒之一。民主政治需要反對黨的制衡，這是絶無疑義的事，但反對黨必須保持應有的風格，為國為民而努力，贏得民眾的支持，不能一味表現為反對而反對。

談言論自由，我們如追溯五十年前的情形，與今日相較，真是不成比例。聞名中外的「自由中國」雜誌停刋事件，如取當時的原文再來一讀，不禁撫卷長嘆，今日言論，如退到當年，又將如何處理？雷震（自由中國負責人）如尚健在，必然自嘆落伍。誠然，這是戒嚴與否截然不同的兩個時代，何足訝異。當時各報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蹈虎尾，不容半點失誤。眾人皆知的「中央」誤為「中共」，便如滔天大禍，主管非自請處分不可，民國四十年初，我在主持中華日報時，某次竟將頭條新聞標題的「蔣總統」三字，誤刋「蔡總統」，真令人提心吊膽，幸而及早發現，不至釀成大禍。某次又將「大陳義胞抵基隆」的「抵」字，誤為「押」字，手民惟恐禍將及已，凡此種種，只惜無人撰編成書，以傳後代，亦屬新聞史料的缺失。

再說省籍問題，光復之初，台灣同胞視外省人如親人、如嘉賓，相處極為融洽。二二八事件以後，省籍兩字，始為人所注視。後來因二二八的史料被塵封，視為禁忌，於是省籍兩字，人多避談。其實，此政府與民眾缺乏溝通，處理不當的偶發事件，因被一些人造勢利用，遂有野火燎原，為歷史留下了難以彌補的傷痕。解嚴以後，有人復以此作為政治攫取的籌碼，於是提到省籍，便令人十分敏感。蔣經國總統生前常以台灣人自居，就是希望消弭此一不正確、不正常的觀念。所謂省籍，實則只有增加隔閡，只有破壞和諧團結，決非台灣之福。前行政院郝柏村院長曾在立法院，談到省籍問題，也認為易啓人以分化滲透的機會，危及羣體的安全，沈痛而有見識。

六十年來，飽覽世局，歷盡滄桑，使我深感政府若干措施的失敗都出於人謀不臧。如能處理得當，歷年來真不知可以減去多少糾紛。二二八事件，就是明顯一例，如能適當的溝通、疏導、便不至如後來之不可收拾。

陳公洽（儀）主政台灣後，當時舉世無不寄以殷切的期待，因為台灣是淪於異族而重光孤懸海外的國土，都望能有突出的表現，新的風貌與國人相見，因他的敢作敢為，先總統　蔣公對他亦倚畀至切，私人信札，都以畏友相稱。然而，他的作風與主持閩政如出一轍，並無顯著的差異。陳公洽接長公署後，剛愎自用，一意孤行，在政府與民眾之間缺乏良好的人際關係，與台灣士紳們沒有以誠相許，推心置腹的情感。是他失敗的因素之一。譬如德高望重的林獻堂，他在台灣的社會地位，當時很難找出足以相提並論的人物，如林柏壽、黃朝琴等，他都視之為後輩，也是當時從目擊台灣割讓到光復，僅存的身歷滄桑的耆宿，滿腔的愛國熱忱，且曾率團到南京向政府致敬，誰知竟未為陳公洽所重視，缺乏應有的禮遇，連最早的省參議會議長也不請此老出馬。後來林氏前往日本，久客不歸，鬱鬱以終。與林氏同樣被忽略或有失落感的人士，恐怕還有不少。當時地方士紳對祖國所懷的熱望，已至沸點，這是鐵的事實，為什麼後來竟連續的產生失望或反感，原因何在？這就需要嚴正的檢討。陳公洽卻從未注意事態的嚴重性及其所能導致的發展，這個責任，毫無疑義，他是應該承擔的。

遙想光復初期，台灣同胞之可愛，一為真誠無偽，一為守法克己。因為真誠，所以歡迎政府來台的接收人員，掀起高潮，表達了愛的最高點。因為無偽，不擅包裝，如對政府不滿，不加細察，也會直覺的聽從別人的話。至於守法克己，克己是我們傳統的美德，守法多少還是受了日人高壓統治的影響，養成不肯多說的習慣，成為沒有聲音的一群。

至於遭人非議的台獨問題，本質上，台灣與大陸是一體的，民族的資源見於文化，而台灣與大陸的文化也是一脈相承的。台灣的文化不僅導源於大陸，根亦在大陸。大陸已被中共政權所統治，中國未被中共所統治的只有台澎金馬等地區，如果台灣不知自保，不知團結，不知自由民主的可貴，必將禍至無日。今日台灣，熱中政治者如喻之為舞台，這個舞台，無論誰在演唱，執政黨也好，在野黨也好，都須先保住這個舞台，這幕戲才唱得下去，如果舞台被毀，自然戲班也必然慘遭拆夥了。古今中外歷史的教訓，武力不可恃，最後還需仰賴文化的力量。台灣與中國文化既為血脈相連，不可斷，亦不能斷。聖經所謂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我們這個社會已經夠亂，豈容瘋狂之徒的存在，為我們自絕努力的路。

再說引為自豪的經濟，目前我們外匯的存底已達一千多億美元，名列世界五名之內。記得英前首相佘契爾夫人當年訪台時，盛讚我們的經濟奇蹟後，認為奇蹟不可能永遠的保存，保持奇蹟，必須繼續不斷的努力擴展，語重心長，發人深省。回想光復之初，政府經濟政策並未成功，因為戰後民生凋敝，物質匱乏，政府未能為民眾有力的解決實際困難。中央政府遷台後，處境阽危，幸而領導階層深謀遠慮，集中各方的智慧與力量，終於排除萬難，突破逆境，為中國歷史創下了經濟出現奇蹟新的一頁。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名聲，從此遠播海內外。有人便提出「經濟學台灣」的口號。像這樣因經濟起飛的蛻變，國家機運亦為之轉變。然而，我們亦不容否認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人性的弱點，無不由此而暴露無餘，尤令人擔心的是功利主義的乖張與誤導，流弊所至，只知重視現實，只知愛慕虛榮，急功好利，造成社會大眾對價值觀念的偏差，昔日我們可以傳統的道德規範，作為行為準則，而今則早已失去約束的力量。整個社會已被物慾所充斥，導致風氣日趨奢靡，大眾對生活享受的標準與要求，從都市到鄉村，都在不斷的提高，相競成習，成為經濟掛帥下畸形的發展。農業時代，我們習聞飢寒起盜心之語，如今竊盜案無日無之，盜心絕非為飢寒，飢寒也不見於今日台灣社會。他們所追求的無非金錢揮霍，物質享受而已。我們一向崇尚勤儉，奉為傳統美德，如今這種精神，也早已為社會風氣所否定，連同道德觀念成為遠離現實的空谷傳音了。所以，我們雖為經濟繁榮而喜，亦為其負面的影響而憂。

再者，台灣的建設，我們不可抹煞另一種力量的貢獻，就是教育。台灣教育普及，義務教育的就學率，佔百分之九九點六九，這是大陸各省瞠乎其後，難以相提並論。因為教育普及，人人都能說國語，人人都有閱讀能力，國民知識水準，自然隨而提升。政府推行耕者有其田後，農民生活又徹底的改善，農村兒女榮獲碩士、博士等學位，已屬常見。過去大陸時代，如福建省莆田一縣能有幾十名留學士、兩位大學校長（一為上海大夏大學歐元懷、一為福建協和大學林景潤），便認為教育水準為全國各縣之冠、引為自豪。此在台灣，並不希罕。各縣市每年都有留學生榮歸故里，單是鹿港一個鄉鎮，人口不過數萬人，博士便有數十人之多。人才濟濟，如辜振甫、施啟揚、辜濂松、趙守博，皆一時之選。

但是，也有人稱台灣為貪婪之島，這是病態，其一病在我們的社會大眾太自私、太短見，目光如同麻雀，所見都是汲汲於眼前的利益，很少真正的具有立足台灣、放眼天下的胸襟。那些實事求是，富有奉獻精神的人，因為他們聲音太小，或沒有聲音，反而未獲得應有的重視。其二病在社會風氣敗壞，前行政院長孫運璿若干年前有鑒於此，便要求我們共同來建設書香的社會，希望大眾除了追求金錢之外，也需要追求文化。談書香，我們自愧不如日本，日人很愛讀書，到處都可看到他們默默的捧著書。而我們則對聲色之娛，一揮千金，毫無吝色，卻不願意去買書，平時也不注意進修，很多人離開學校後，便不去接觸書本。改進這種現象，如化濁流為清流，清理源頭，絕非一朝一夕之力，便能奏功。

此外，新聞事業，因我忝為老兵，關心尤切。從光復後的獨家「新生報」，以迄目前的各報爭奇鬥豔，互見千秋，六十年的歷程，林林總總，心中藏之，無日忘之。今日盛況，個人的感受，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民主社會，新聞自由，終於獲得實現，媒體報導已廣受重視。憂的則是記者們雖展出渾身解數，但並未如想像中提升水準跟品質。目前言論有時竭諷刺挑剔之能事，其放任較之當年二二八前部分報紙為尤甚，只以時代開放，允許妄用自由，無人為之約束耳，然亦究非媒體發展應有的健康常態。記者面對此一趨勢，如何堅持原則，堅守立場，以公正之筆，為社會存正義，不改其應有的立場，只有等待考驗與檢討。我們認為理想的記者，雖處萬變而不變其風格。

二０００年大選，國民黨百年老店的經營權，在李登輝主政十二年後喪失。民進黨陳水扁及呂秀蓮分別當選正副總統後，但因黨內人才短缺，執政經驗不足，到處碰上石頭，五年來，陳總統雖雄心勃勃，內外奔波，想有所建樹，解決民困，但民進黨若干人士，犯了「虛驕」症，如果不能放下「權力的傲慢」，不肯承認在國會是少數黨，政治亂象將會繼續。

最後談到大陸問題，談統一，這條路是極漫長的，極坎坷的，需要有超人的遠見與耐心，具備大智慧、大氣魄、大擔當的政治家，始能負此大任。國民黨前任主席連戰伉儷，今年四月間率團前往大陸，與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會面，開拓「和平之旅」，倡議正視現實，開創未來，堅持和平，走向雙贏，這是歷史的轉捩點，收穫極豐。其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伉儷和新黨主席郁慕明也先後相繼前往大陸和胡錦濤交談，和平基石，加深一層。只望有朝一日，負此大任的人物，廓然出現於廟堂之上，掌握新形勢，開拓新境界，能以非常人的才智，完成非常人的事業，為國家，為社會，奠定了民意所歸的千秋大業。但此絕不可設限於小圈子、小角落，自我陶醉於方寸之地，忘其源本。否則，等於慢性自殺。這是生於斯，長於斯的人，都不容昧於當前的情勢。

顧亭林有詩：「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此時的心情，正復如此。台灣與大陸的距離，彷彿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無論歷史、地理、文化、經濟都有密切關係，非比尋常。但我們目前必須瞭解台灣處境，認同二千三百萬人的心願，策勉大家走出去，走向世界，走出自己的路。目前兩岸已經進行交流，我們所期望的和平統一，一時雖無法實現，但仍可寄望於未來的歲月。中華民族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乏離與合，不是沒有戰爭，而是屬於愛好和平的民族，和平為人人所崇尚。和平統一，不須愁日暮，終於期待有實現的一日。謹此馨香禱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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