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明勳生平

走過一世纪
─ 懷念我們的父親

葉文心

2009.12.19葉明勳先生追思紀念會


自有人類以來,大約沒有一個人没有父親。這也就是說自有人類以来,喪父是人人不可免的經歷。但是當事情到了眼前今朝,很少有人能把自己父親的身後事當作平常事來看待。


没有兩個父親是可以相互取代的。每個父親在兒女的生命之中都有無可取代的地位。每一對親子,一路走来,都有獨一無二的故事與相互特别的牽記。


與父親在這個世界上共處,我們兄弟姐妹們不能不說是非常幸運的。許多人與他們的父親所得到的時間十分短促。許多人因為種種原因,不能與他們的父親共同處在一個屋簷之下。中國人作父親,也並不是自古以來便是一團和氣的。我們的父親給了我們將近六十年的時光。他也給了我們一個充滿了愛的家。


我們兄弟姐妹們有時候會爭辯父親的最愛到底是誰。父親對兒子是有幾分批判精神的,對女兒們則呵護有加。我在臺大作學生的時候,我所參加的第一回舞會,地點是我們家的客廳,舞伴是父親所指定的他的好朋友耿伯伯的三位公子,老父親晚上十點鐘親自光降,會場立刻燈火通明,舞會也立刻結束。


妹妹政大畢業以後,考上中央日報擔任記者,奉命跑立法院。她對立法委員們十分害怕,父親不好親自幫妹妹去當小記者,於是下令做哥哥的文立和做姐姐的我輪流負起給中央日報記者壯膽的責任。


過去多年來,每逢我們姐妹們從國外回來,父親總是謝絕晚宴,親自上街張羅大沙公,取出最寶貝的西洋紅酒,把在華航上班的小妹召集回家,這時連素來反對他喝酒的母親也願意小酌一杯。弟弟說爸爸偏愛女兒,我說爸爸最愛的還是兒子!這輩子他對我所作過的最高正面評價,便是「可惜你不是個男孩子!」當然,父親自己一再聲明,他對我們四個人一律平等看待,每個都一樣的愛。


就像所有的人一樣,我們的身份與認同衍生自我們的父親。我們因為他的緣故,而有我們的姓氏、祖籍、傳承與家風。我們的祖籍是福建浦城,浦城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呢?我們這幫出生在臺灣的兒女們,全靠父親的講述,來認識那個不曾到過的故鄉。據說我們的老家位居仙霞關附近的武夷山山腳下,地形秀美、方言複雜,盛產極大的磨菇、極甜的白菜,還有極多的土匪。祖父、祖母我們也都從來不曾見過,然而每逢除夕與清明,父親總是指揮我們,端整儀容向他們行禮,於是我們有了宗法與傳承。


祖宗之外,父親常說他沒有什麼可以留給我們的資產。他對於可以累積、也可以被人拿走的資產沒有什麼信心,他常說,他給我們的是讀書的機會和作人的榜樣。父親相信知識,他說只有憑自己的努力取得的知識是別人拿不走的。他也相信名聲,他說為人處世,公道自在人心,無論善名或惡名,一個人這一輩子只有名聲是永遠逃不掉的。


父親是戀舊的。他有一抽屜的新毛衣,但是他經常在家穿的總是一、兩件上頭已經破了小洞的毛背心。但是這個戀舊的人,在少年時代又曾經一腳跨出了武夷山下的故鄉。據說我們的祖母因此哭出了好幾缸的眼淚。不過,要是沒有他那個時候毅然跨出去的一腳,今天也就沒有站在各位面前的我們。


中國的二十世紀是動盪的世紀。父親生在民國二年,與他同時代的人物,每個人都得憑靠自己的見地,重新評估傳統中國在現代實踐中的意義,給自己走出一條祖宗們沒有走過的路。我們的父親在三十歲之前便完成了他一生中極為重要的三級跳,先是從閩西山地的財主之家跨進省會福州的高等教育圈,再走進陪都重慶全國新聞的大本營。


浦城與福州都是福建。但是浦城風氣保守。福州是通商口岸,早已經求變求新。父親在福州求學,老師包括嚴琥教授,也就是清末思想家嚴復先生的第三個公子 -- 後來成為我們的外祖父。父親可以說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精通英語的浦城人。但是他的英語在浦城沒有用武之地。他在福州出人頭地,意思就是以後也就回不了浦城的家。


從福建到重慶,父親從協和大學的訓導長變成中央社總社的編譯。四十年代的中央社直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抗戰時期可以說是全國人文精英薈萃的所在。父親在這個環境裡,既沒有名牌大學新聞系的科班訓練,也沒有黨校的嫡系出身。他所熟悉的福州,比起別人的北京、上海或南京,也算不了什麼大城市。父親在中央社,顯然算不上是什麼人物。然而他對這個時期的中央社非常懷念,把它當作一個大學校;對這個時候的長官同事們非常佩服,欽仰他們的學養與風範。當時的他,把全副的精力投注在編譯與新聞工作上。


那時的父親,看起來有幾分削瘦,每天在上班的路上,都要經過當時中宣部梁部長的家。每回看見風乾在陽臺後頭的一只只雞與鴨,都不由地有點兒羨慕。走在路上如果遇見一頭活的豬,他也會因為想到紅燒肉的美味而高興地發笑。然而他精神抖擻,因為重慶這個世界大戰的中樞之一匯集了各路人馬,有共產黨、有各種黨外人士,也有許多盟邦顧問、外交使節、和外國通訊社,所謂「八方風雨會中州」,讓他這個來自福建的人大開眼界,體會到中國之大,以及與世界連接的密切。


戰爭的時代是槍桿子當道的時代,我們的有點饑餓的父親卻始終相信筆桿子的力量。他相信多元的輿論,與多方觀點的報導。他也相信在中央的制高點之外,地方上的民情與民意有他們主體的重要性。新聞界的名言,是報紙只有一天的生命,世界上沒有隔夜的新聞。父親作為新聞人,自然得學會搶快、搶先、搶獨家,然而他同時更相信,要在非常的時刻作出色的報導,那麼平常就得靜下心來,做一點平實的耕耘。他也相信成功的報導是有歷史生命的報導。如果要發這樣的稿子,就得多累積些知識、多培養點眼光,在事情還沒有發生的時候,多多研究其中相關的人物與問題的關節。


父親作為第一線的新聞人,求快、求先之際,他也講究某種氣度與判斷。重慶中央社顯然引發了父親對工作的熱情。他對報導對象有著極強的理解願望,他對如何作出負責任並有深度的報導不斷地進行反思。他善於側耳傾聽、也樂於側耳傾聽;他對自己,凡事成功不必在我,「人不知而不慍」。只要能夠得到些真知灼見、能夠見證到大時代,於公於私,他都十分快樂。就是有時候有人欺負他,也就算了,很有孔孟的忠恕以及鄉下人的樸實精神。


抗戰結束,父親奉總社蕭社長之命,赤手空拳來到臺灣,開辦中央社臺北分社的業務。他見證「二二八事件」以及中央政府遷臺,我們家的牆上,有一個時期曾經掛著蔣總裁親筆題贈給「夏風同志」的一幅半身戎裝側面照片。以後父親親歷或者目睹的臺灣近代史,包括國民黨的清黨與改造,韓戰、越戰對大局勢的影響,大陸政策的轉變與辯論,臺灣的經濟轉型,國民黨政權的在地化,與民主選舉的普及化。他在這個期間默默地耕耘,領域包括新聞教育、廣告企業以及多元媒體。


父親原本大約仍盼望有朝一日能反攻大陸。他有幾分楚辭情操,想象流放與異鄉。但是政權擅變、江山流轉,年復一年,我們這些沒有見過浦城或福州的人們,因為父親這六十多年在臺灣這片土地上所結的無數緣法,早已把這個唯一無二的土壤看作我們的故鄉,父親自己在來臺一甲子之後,也明白宣布他是「無辭甘為臺灣人」。


每個人都有父親、都有傳承。有些傳承是來自基因的。比如說,父親操作機械的本事十分平凡,他跟母親約會的時候自己橫衝直撞地駕駛著一輛福特轎車,幸而那個時代的臺北市一共數不上多少輛私家車,所以沒有出車禍,然而後來我們兄弟姐妹四個考大學,沒有一個人的數學是及格的,恐怕不得不拜父親的基因之所賜。又比如母親有極好的歌喉,父親則除了國歌尚可勉強之外,其他曲調五音不全,荒腔走板,我們幾個沒有人學得成聲樂,也都怪他。


然而我們傳承自父親的無疑是二十世紀中國跨越1949年的全盤歷史脈絡,以及國民政府遷臺之後的一甲子經歷。六十餘年是一段不短的時間。早年父親以儀式與故事來建構我們想象之中的父祖與故鄉。他自己作了爺爺以後,變成了我們下一代認同與傳承的源頭。他作爺爺,永遠記得每個人的生日,不忘每個人特別的喜好,經常悄悄地提供些口袋裡的零用錢,常常問下一次什麼時候再見。他參加過我們的各種畢業典禮,他也參加過我們下一代的各種畢業典禮。他主持過我們幾個人的婚禮,他也答應過向向:「你結婚,爺爺一定來。」他不愛多話。他緊緊地抓著孫子的手。


因為父親的緣故,我們的下一代承繼了他少年時代的浦城,也因為他的緣故,我們的下一代對於宗法籍貫之類的分類選擇十分灑脫。有了這樣的爺爺,作人的意思就是走自已的路、盡自己的心,好好地以本來面目平實作人,在每天的點點滴滴裡尊重機會與緣法,珍惜所接觸到的每一個人。


父親早年有成,中年困頓、心情鬱悶的時候「酒逢知己千杯少」,朋友們笑他,說他像馬車變南瓜、美人變灰姑娘,每夜每到某個時刻,就由「明公」變成「勳公」,再醺醺然變成「公臺」,由朋友們一起把他扶回家。


勳公在人生道路上,年紀大了一些以後又變回明公,每天黎明即起,灑掃庭除,他最愛整理我們的房間,讓我們這些睡懶覺的人不得安寧。他「行時行,止時止」。他的作風簡單,他的眼光深邃,他在做人的境界上是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了。


父親在他的朋輩之中是後死者。近年來他的摯友們紛紛謝世,他『訪舊半為鬼」,然而他始終不曾退休也不肯退休,仿佛只有如此,方能為他的一批肝膽相照的朋友們、善盡到後死者的責任。


今天我們兄弟姐妹送別我們的老父親,我們慶幸是他的子女,我們以依依不捨的心情,為他的人生畫上句號。老天未必給他發上一手好牌,但是蒼天待他也不為不厚。父親所教導我們的,是人的命運在自己的手裡。


許多人忌諱談死。但是如果沒有死就沒有生,葉公超先生為父親所畫的蘭花有榮有枯,沒有枯就沒有榮。死與生是親子之間最親密的互動。父親在病中的時候,有一天我挽著母親的手臂,走向他的加護病房,想當年我們一一光降這個世界,是他守在母親的身邊,恭候我們跨進這個世界的;將近六十年之後,我們一一扶著母親向他道別,惜別他的離去。


父親平常不多談生死。但是他病後,我收拾他的書桌,知道他雅好蘇軾,近年來尤其常常玩索東坡「和子由澠池懷舊」的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父親對僧家、俗家的各種寶塔、紀念碑的永恒意義并不寄予厚望。他也不認為人們的記憶能夠永遠保持常新。在禪與道的領悟中,他找到了安頓身心的場所。


我們遵從父親的意思。我們不把他放在供桌上。我們永遠把他點點滴滴地放在我們的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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